原标题：博物馆与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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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昱

早在公元前307年，斯里兰卡天爱帝须国王统治期间就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开始关注人类社会进步和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生活条件恶劣、贫富悬殊、传染病蔓延等各种城市问题也随之而来。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理论都致力于剖析城市过度发展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与自然和人性的冲突。人文理性的回归迫在眉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亟待重置。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系“在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情况下满足当前需求的发展”。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文化纳入社会和经济包容、环境可持续性政策之中。人类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来设想和塑造一个更包容、公正和公平的世界。博物馆作为重要载体，当积极参与其中。这或许也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再一次聚焦可持续和美好生活的原因。

博物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定义了社会价值观，从而确立了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文化习俗，形成了社会文化特征。通过产生文化，人们改变和适应周围的环境，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留下有关生命、自然和科学的丰富文化遗产，并赋予其多层次的价值。

现代博物馆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民主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18世纪后期，博物馆开始走进公众生活——美第奇家族将四百多年来积累的全部艺术遗产捐赠给政府，1795年，乌菲齐宫作为艺术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

近几十年，博物馆进一步确立了“社会服务”的职能。作为值得信赖的知识来源，博物馆越来越被认为能够广泛保护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和社会参与渠道。博物馆对自身藏品展开学术研究，支持可持续的文化遗产旅游，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发声，在外部合作网络建立的过程中直接发挥领导力或通过协作强化伙伴关系，确保相关资源在当下和后代都可及可用，形成了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等可持续发展特征。

博物馆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保护措施，使藏品更久远地传诸后世。有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博物馆极大助益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记录，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和接触遗产的机会。如敦煌研究院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数字敦煌”的实践探索。而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变化也促使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保守的精英主义倾向中解放出来，转向为社会和大众传播知识。

博物馆是城市和社区中的一种“舒适物”设施——特里·克拉克认为，博物馆与其他舒适物以组合的形式，共同赋予了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

博物馆能够助力形成一个知情的、可参与的文明社会，提高公众的“自我治理”能力，促进社会整体关系向着良好方向发展，为公众创设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福祉。拉美地区博物馆界的《圣地亚哥宣言》（1972）即探讨了博物馆如何介入社会环境、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将博物馆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态工具”。面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移民、不平等、人口老龄化等当代社会诸多问题，博物馆都有所表达。如采用旧城改造遗留下来的旧砖瓦、陶片建造而成的宁波历史博物馆，展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如故宫博物院的“零废弃项目”，带动工作人员、观众和导游等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故宫的绿色发展；再如广西博物馆组织的“桂绣”培训，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与推广性传承，为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物质文明条件下的可持续传承提供了可能。

在服务现代社会多元人口方面还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英国博物馆协会发布的《作为福祉空间的博物馆》报告。协会为其会员博物馆罗列了一份关于健康和福祉的清单，涉及精神健康、老年人与边缘人士福祉、学习能力障碍与康复等，推动各类博物馆为这些人群提供更广泛的福利。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先具备可持续的文化思维，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教育是让人们意识到保护和平衡利用资源的绝佳方式，如何寓教于博物馆这一现代社会的独特组织，促成美好生活，将是探索的持续重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