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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找工作：累得想辞职，也只能说说而已
唐德宗贞元年间，在长安任职校书郎的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吐槽起了他校勘典籍的工作日常，诗名就叫《晚归早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筋力年年减，风光日日新。
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
何处台无月，谁家池不春。
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
坐厌推囚案，行嫌引马尘。
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
面对繁重的工作，天天早出晚归的白居易甚至有了辞职不干的想法。不过，辞职以后，谋生就成了主要问题。那么，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工作的，又是做何谋生的呢？
仕宦之路：从举孝廉到科举制
白居易出身“世敦儒业”的官宦家庭，对于工作的想法，自然是希望登临仕途，平步青云。当然，这也不单单是白居易自己的想法，在讲究“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各阶层都以谋求公职作为从业的首选。
秦汉时期的人，如果想入仕当官，除了投军以外，一般情况下，有两个渠道可以走。
首先是经常被人误会为是卖官鬻爵的“赀选”制度。所谓“赀选”中的赀，指的是财货、资财。赀选并非是用钱财捐官、买官，而是以财货资产作为衡量，以此选任官吏。赀选这一选任官吏的形式，早在秦时就已出现。《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年轻的韩信之所以会落魄潦倒，正是因“贫无行”，而“不得推择为吏”。
提到西汉的赀选制，就不得不提西汉初年的社会环境。西汉初年，百废待兴，但同时也有大片无主的耕地。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一批自耕农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当时的中产阶层。
作为西汉社会的中坚力量，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中产阶级逐渐在地方社会形成势力，左右地方政局。而与地主中产一同兴起的，还有一批号称“素封”（意指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大工商业者，如曹邴氏、宣曲任氏等商贾，势力强大，除了“因其富厚”，还“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此种作为，自然为西汉朝廷所不容，为打压大工商业者，西汉朝廷向地主阶级抛出橄榄枝。但这不代表地主阶层有了赀选制的红利便可一跃成为统治阶级。汉初选官，资产只是准入门槛，其实仍要求参选者德才兼备。
如果一个地主出身的西汉人想要求一份公职，除了在资产上达到十万钱以上（景帝时降为四万钱以上），还要经过引荐人的推举，对其才能进行评估。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张释之，在当时都是以赀选入仕的。
赀选终究是一种较为落后的选官制度，以资产作为衡量，寒门士子的晋升之路就被拦腰斩断。到了西汉中期，察举制应时而生，这也是当时入仕的另一种渠道。
汉惠帝时，朝廷主张孝悌为先，选任官员时，讲究一个“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意思是，没有德行功劳的人，不能被授予爵位、俸禄。有了这种思想的引导，“察举制”从汉惠帝时发轫，并从一种对于“孝悌”的奖励机制，在汉武帝时期成为定制，转变成当时主要的选任官员制度。
所谓“察举”，察的是孝廉，再以孝廉辟，孝举的是民，廉举的是吏。察举制推行早期，西汉的吏民可以通过道德层面的考察，经由引荐出仕。
到了东汉中期，尚书令左雄认为，以往的察举制没有标准化，在当时已经不合时宜，于是，他上言汉顺帝道：“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经过汉顺帝的同意，左雄开始了察举制的改革。首先，在察举孝廉中加入了考试环节，考试如没通过，则取消孝廉资格，并追究举荐官员的责任；同时还规定参与举孝廉的人员应在四十岁以上。这时，若想通过察举入仕，除非自身惊才绝艳，否则也只能苦苦熬到四十岁以后。
虽然左雄的改革让察举制焕然一新，但随着东汉士族逐渐坐大，东汉末年的战乱以后，察举制被扫入故纸堆。此后取而代之的九品中正制以评选士人的不同品级为衡量，反倒成了士族门阀的天堂，选官任官的权力被士族掌握，各世家之间通过姻亲、拔擢等方式拉拢关系，势力盘根错节，越发根深蒂固，官职任免如同左手倒右手般在各个世家间轮换。
一直到南陈覆灭，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登上历史舞台，士族门阀政治和九品中正制成了风中残烛，在历史的余响中见证了科举制对往后官员选任的主导。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科举制度已经趋于完善。在当时，虽然白居易担任的校书郎工作繁重，却也十分惹人艳羡，个中原因，还得从唐代科举谈起。
唐代科举制度中，常举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生徒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送往尚书省考试；乡贡则先经过州县考试筛选，及第后再送尚书省考试。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在彼时称作“解试”，尚书省的考试则称作“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能参加春闱，已经是走过了千军万马一拥而上的独木桥。
唐科举还分有岁举和制举，岁举在大体上每年举办一次，如果遇上特殊原因，也偶有暂停一二年的，所以也被称为“常科”。制举，则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主要以应届生和在职公务人员为主，制举考试时间不定，考试内容由皇帝自己决定，因此在士民心中，常举要比制举更加重要。
常举考试的科目并不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数十种，但主要还以明经、进士两科为重。唐玄宗以后，进士科尤为当时的人所重视。唐中后期的名臣贤相大多为进士出身。
明经、进士两科考试内容最初区别不是很大，主要为试策、经义。试策重视对时务、政治形势的考查，经义的考试内容则主要为儒家经典的释读填空和前人的批注。到后来又逐渐演变为进士重视诗赋，明经重视帖经、墨义。
明经科的经义，只需熟稔掌握经传和注释即可，而进士科的诗赋则需文才，进士科登第也更难，“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在当时被唐人口口相传。白居易登第的，正是以难著称的进士科。
像白居易一般，能在而立之年任职校书郎是十分出类拔萃的。在当时，校书郎也被杜牧的祖父、政治家杜佑称之为“美职”，白居易也常常以校书郎作为“公卿之滥觞（起源）”而自矜。因此，白居易吐槽归吐槽，倒不会真的辞职，毕竟以白居易当时的职位，足以让很多应考科举的士子望尘莫及。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也为后世封建王朝承袭，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打破了士族门阀对于仕宦的垄断，选官制度更为公正。话虽如此，但科举的道路同样艰辛无比，对志在登第的士人而言，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突出重围，才能开始他们的仕宦之路。
父子袭替：民户、匠户、军户
在古代，能谋求公职的人员毕竟属于少数，不过，古人倒也不用太为找工作发愁。历史上的很多工作都是父子相承、世袭罔替。一般来说，古人家里祖辈干什么，自己也能干什么。
明代时的户籍划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明初时，明朝廷将户口划分为民户、军户以及匠户。
民户，除了为政府提供田赋、力役，被视为根本的农民以外，也包括业儒的士子或行医的医户这类城市居民。
明代的军户，除了充任卫所为明帝国戍边服役的军人外，皇帝的侍卫、地方巡察等武装人员，以及大名鼎鼎的锦衣卫同样隶属军籍。对明代隶属军籍的民众来讲，相比民户，在职业的选择上就多了一些限制。
军籍子弟当有一丁继承军职，充任在卫军士，也就是卫所正军，除了他之外，这户军籍人家中的其他男性被叫作“余丁”或者“军余”，选择其他职业或者参加科举不受限，明代有很多高官便是军籍出身。
卫所将官的嫡长子弟则被叫作“应袭舍人”，被视为武职的世袭者。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记载：“武职应袭支庶，在卫所亦称舍人，仅供台使监司差遣。既猥贱不足齿，而公侯伯子弟称勋卫者，为带刀散骑舍人，其秩八品，在试百户之下，而出外则皆僭系金带、衣麟蟒，体貌甚盛。”
虽然有应袭制度，但并不代表将官的子嗣可以轻易继承父亲的军职。想要继承职位，首先要经过明朝廷组织的特殊考试。早在洪武年间就有规定，“凡袭替官舍，以骑射试之”，如果“初试不中，袭职署事，食半俸”。不过，在第二年，第一次没合格的应袭舍人们还要再参加一次考试，考中者即袭父职，如果还没有考中，那就只能被充军处理了。
至于匠户，则是被官府组编的民间手工业者，以及长期在政府下属机构从事的铁匠、裁缝、厨子、马夫等。
在当时，政府对于匠籍人员的管理也有类似于军籍的规定，虽然昔日的“匠不离局、匠役永充”现象仍然存在，但却不是被编入匠籍的工匠及家属世代不得脱籍，只是要求家中必须有人习匠。继承家中工匠手艺者，自然不发愁工作问题，而余丁也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
明初对匠户规定，入匠籍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可以通过科举除籍入仕。而到了明晚期，即便是服役的匠丁，也可以银代役，此时的匠户制度已经名存实亡。直到清中叶以后，匠籍被彻底废止。至于彼时的工匠子弟，子承父业还是另开行当，便是个人选择问题了。
古人的选择
古代人口流动性小，信息传播闭塞，职业的选择范围比起现代人要窄很多，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继承家里的行当，延续着祖辈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要么一头挤进科举之路，终其一生以暮登天子堂为目标，达则走上仕宦之路，阶级攀升，穷也可以教书业儒为生，不至于穷困潦倒。
受到古代社会环境、思想风气等影响，古人们真正找工作的情景，怕是在服务行业和手工业等聘人外，也没有什么可能性。
而无论从事哪一行当，古人对文化都有着敬畏之心，这种敬畏并不仅仅是对四书五经的推崇，而是千年来不同行业里涵盖的万千知识，各行各业的“祖师爷”也因此备受行业后继者的尊崇。这种令人尊重的特质，也随着时光流转、岁月变迁烙入了民族的血脉中，不断引领着我们向前。
正是“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湘桥蓬蒿人）
——本文摘自书籍《古人这样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