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百老汇璀璨夜让我们重新审视音乐剧与流行文化之间的距离——(引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爆款与争议之间的《汉密尔顿》(主题)

文汇报记者 柳青

从8月23日到27日,“百老汇璀璨夜全明星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唱足六场,每一场,现场气氛的最高潮总是出现在《汉密尔顿》的选曲《我的机会》唱响时。从2015年到今天,音乐剧《汉密尔顿》在上演时、在上线时、甚至在演唱会中,总是现象级的。

八年过去了,《汉密尔顿》褪去“百老汇救世神作”的光环,时代语境的变化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的风评和接受度。回望首演时,它被视为披着历史剧外衣的时代童话;时过境迁,历史的阴影覆盖着没能兑现的童话,成就剧场神话的金童成了被历史征用的形象,即便林-曼努埃尔·米兰达把“汉密尔顿”的角色交给了别人,而舞台上少数族裔的狂欢仍是对胜者历史的重述。

这不是1776年的档案,这是2015年的童话

2015年2月,《汉密尔顿》的首演不在百老汇,而是在曼哈顿下城东格林威治村的剧院。《汉密尔顿》的百老汇首秀要到这年八月,期间它在外百老汇卖到一票难求,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堪比名媛詹纳·肯豆,有剧评人在文章里写:怎么谈论《汉密尔顿》都不嫌多。

当时的百老汇已太久没有一部能同时点燃普通观众和行内人的作品,被质疑成为“服务于旅游观光业的生意”。1950年代以后,音乐剧里的歌舞和流行音乐市场逐渐脱节,成为两个没有交集的圈层,长达半个世纪,百老汇没有生产出能“打榜”的金曲。进入20世纪,有悲观的评论人甚至形容百老汇是“花团锦簇的苟延残喘”。纽约某大报刊发的第一篇关于《汉密尔顿》的评论,第一句话是:拉斐特街的剧院里正在发生一场音乐剧革命。作者认为,《汉密尔顿》的词曲和编导让人们看到音乐剧在形式层面不是死气沉沉“完成式”的,它仍然有改变的空间。

《汉密尔顿》之前,嘻哈说唱曾数度作为点缀被引入音乐剧,然而两者形同怨偶。林-曼努埃尔·米兰达足够大胆地用说唱架起一整部音乐剧的七梁八柱,而且还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他把看似矛盾的元素并置在舞台上,在粗豪的歌词、精致的历史剧风貌和硬核历史档案之间不断穿梭,流动变化的风格缔造了这部作品独特的风格。

《汉密尔顿》的词曲重塑了音乐剧和流行文化之间的距离,也重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米兰达的剧作素材来自2004年出版的同名传记,他用鲜活的时代语言“翻译”了欠缺温度的历史档案。“我们是移民,我们创造了一切,我们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口号式的歌唱里,1776年的美国和2015年的美国重合了:在英王乔治三世看来,新大陆的移民们是粗鄙的下等人;米兰达是波多黎各裔的后代,加勒比海移民在当代美国社会遭受着顽固的歧视。汉密尔顿在剧中反复唱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满台黑色、棕色、黄色皮肤的演员们穿着精致的古装,组成一道cosplay的风景线,他们在历史剧的化妆舞会里歌唱美国的当代之声。美国少数族裔演员们扮演着被印在美元钞票上的历史人物,这构成了戏剧化的类比和隐喻——汉密尔顿和华盛顿颠覆了英国贵族的秩序,米兰达和他的同伴们改写着音乐剧舞台上的秩序,并希望这种挑战能延伸到剧院的围墙外。

“我年轻,邋遢,饥渴,但我不会错失我的机会。”贯穿于全剧的这句歌词表达着赤子天真的野心,1776年的往事照亮2015年的童话,台上台下、台前幕后的人们都愿意相信,年轻的局外人能改变现实、创造未来,人们走出剧院的时候愿意相信,一种新的、更好的秩序不仅是可能的,并且近在眼前。

它改变了舞台修辞,却无法改变历史书写的逻辑

真实的汉密尔顿出生在加勒比海的内维斯岛,自幼父母双亡,12岁时,他显露不同寻常的写作能力,此后,“笔杆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书写”首先是个人能力,继而变成掌控话语的权力。米兰达在写作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细节,《汉密尔顿》真正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生戏剧,而是他怎样利用写作的天赋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握住了话语权,个体与国家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成型。

说唱是从街头生长的语言,它从泥泞的底层中来,嘲笑克己复礼的“上流矫饰”,它是对权力话语逻辑的反抗,本该是另一种历史想象的逻辑。而在《汉密尔顿》里,草莽风流的说唱完成对“档案”的复述,历史在舞台上显露了它强大的惯性,这是对过往“书写赋权”的巩固,而不是撕开一道新的裂缝。2020年,纽约某大报的专栏编辑们在《汉密尔顿》全剧上线时展开了一场激烈讨论,他们认为:当社会语境要求反思既有的历史逻辑时,《汉密尔顿》变成了一个过分安全以至显得保守的作品,它回避了那段历史所背负的原罪——它只能提供新的舞台修辞,却不能给出新的历史想象。

并且,当年的童话成为未能兑现的诺言,族裔和阶层的落差成为一道赤裸的伤疤,一群少数族裔的演员演出一段白人以胜者立场书写的逻辑,这其中的语义是暧昧、甚至是尴尬的。

扮演“汉密尔顿”这个角色,让米兰达在美国戏剧界一飞冲天,但这个角色征用了他,一个带着加勒比海拉丁血统的青年,成了汉密尔顿在这个时代的魂器。这让很多加勒比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汉密尔顿创造的美国金融系统是加勒比地区遭受剥削的根源之一,他是带来苦难的白人压迫者之一,历史的陈年创伤仍在作痛,加勒比的后代却成了压迫者的代言人,这何尝不是荒唐的。所以不奇怪,2019年米兰达衣锦还乡,带着《汉密尔顿》到波多黎各巡演时,遭遇前所未有的争议和质疑。

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全白人版的《汉密尔顿》或许才是必要的,比起舞台表意的反叛,这个题材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向此时此刻的现实敞开黑暗之心:胜者的后代是否有勇气再现历史的现场,忏悔他们先祖的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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